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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煜星平台怎么注册】历史回眸!60年前的今天,中国人登顶世界第三极

   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5月25日电(李赫)六十年,一甲子,几代人。漫长的岁月总容易让大多数记忆沉入历史的长河,湮没无踪。但也有一些人、一些事,在被时间冲刷打磨后,更显熠熠生辉。

    一如60年后的今天,人们依旧不会忘记1960年的5月25日――那一天,五星红旗第一次插上了珠穆朗玛峰顶;那一天,人类首次经由珠峰北坡,站在了世界“第三极”上。

    登顶

    “1960年中国人是怎么上去的呢?我们冲顶的队员中有一人叫刘连满,他是消防员出身。到了这(第二台阶垂直岩壁)个位置,刘连满义无反顾地决定用搭人梯的方式,让队友脚踩在他的肩膀,他把队友一个个顶上去。就这样,中国登山队的队员,通过搭人梯的方式,跨越了阻碍英国(登山者)21年的第二台阶,最后王富洲、屈银华和贡布完成了登顶。”

    自学生时期就酷爱登山的“90后”何鹏飞,如今已是中国地质大学的老师,中国登山精神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。说起60年前的那段历史,何鹏飞打开了话匣子。

    “同样的路线,英国人在21年的时间,尝试了7次都没有成功。英国著名登山家马洛里就命丧珠峰北坡,你可以想象有多难。”

    实际上,从1921年-1938年的27年时间里,当时的登山强国英国一直在尝试从北坡“征服”珠峰。在经历了七次失败以后,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:想从北坡攀登这座“连飞鸟也无法飞过”的山峰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他们甚至把珠穆朗玛峰北坡称作是“不可攀援的路线”、“死亡的路线”。

    但“否定式”在1960年的5月25日戛然而止。随着中国人登顶,珠峰北坡“不可征服”的历史被打破。

    当然,中国登山队员为此付出了全部。攀登的过程,比你的想象更加凶险:

    在进行最后的冲顶前,登山队经过几次行军才艰难推进到海拔8500米的高度,建立了突击营地。在这个过程中,大部分队员受伤倒下,包括队长史占春;

    在最后的冲击开始前,副队长许竞体力不支只能留在突击营地,王富洲临危受命带领队伍登顶;

    “搭人梯”的过程看似“简单”,实则用去了数小时时间,这直接导致刘连满在登上第二阶梯后无法继续向前;

    脱下登山鞋第一个登上垂直岩壁的屈银华,后来因为严重冻伤被锯掉了后脚跟和脚趾……

    这些故事在后来60年中逐渐为人所了解,但另一次并不常被人提及的危险发生在登顶成功后的下撤阶段。其间王富洲出现滑坠,他下意识使用冰镐制动,但没有成功,随后整个人失去了知觉。

    清醒过后,王富洲发现一块石头卡住了绑在他和屈银华之间的结组绳,侥幸逃过一劫。

    就这样,几次在生命线上游走之后,王富洲带领着最后冲顶的四人队伍返回大本营,正式完成了登顶任务。当时的队医翁庆章后来回忆,出发前,王富洲在向他道别时只说了一句话:“我这次豁出去了,如果上不去,我也就不回来了。”

    王富洲可能自己也没想到,他不仅带着胜利凯旋,15年后,他又带回了另一次胜利。

    1975年,在测量珠峰高程的行动中,王富洲再次随队出征,并担任组织领导工作,帮助中国登山队顺利完成登顶。这次登顶不仅测得8848.13米的珠峰高度,还在当年搭人梯的第二阶梯岩壁上架起了一道近6米高的金属梯。在那以后,各国登山者来到这里,都会借助这架金属梯登上原本异常险峻的垂直岩壁。

    这座帮助无数勇者完成梦想的金属梯,也被称做“中国梯”。

   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,中国登山事业迅速发展,中外登山者以不同形式一次又一次从北坡“重返”珠峰之巅,包括2005年重测珠峰高程、2008年火炬上珠峰。每当诉说中国人的珠峰情缘,1960年的那次登顶,都会被反复提及。

    英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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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如今再提起60年前的那次登顶,人们或许并不会像李鹏飞那般如数家珍,但不少人都会说出王富洲的名字,并在名字前加上“英雄”。

    不过王富洲的女儿王毅在回忆当年那段历史时却说,对于自己的故事,父亲对她讲述的并不多。

    王富洲提到最多的是‘集体’,提得最多的是别人:“他总是说刘连满叔叔的这种牺牲成就了他们三个人的辉煌,他会反复提起屈叔叔脱下袜子攀登人梯,他还给我讲贡布叔叔给他们送的水果糖、牛肉干。他讲述别人的事情都特别清晰,好像没有自己什么事。”

    “他从来不会凸显自己”,王毅回忆说,“大学时候,大家都在饭盆上写上名字然后放在食堂,而他就在饭盆上写了两个字‘无我’。他的这种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,国家的利益、民族的利益和同伴的利益都在他自己前面。”

    “像珠穆朗玛峰这种高山,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个人很难完成,你需要在和队友的互相帮助下,协作完成冲顶。”曾经带领大学生队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董范这样告诉记者。当真正站在第二阶梯下,看着当年架起的“中国梯”,想到几十年前,在技术、装备全面落后的条件下完成首次登顶,董范感叹:“那一定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持”。

    何鹏飞对此也深有同感:“他们的每一步,都不再是为了自己。”

    “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。”王毅说,“父亲走(去世)的那天下午,还在和年轻人谈话。他那时还在激励别人,但10分钟以后就离开了。”

    “潘多阿姨也是,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,她的腿摔了,一条腿骨折不能动。但她还不用人扶,一条腿蹦着去上厕所。他们那一批人都是这样的。纯粹,每个人都为了整个集体倾尽所有。只是历史给了我父亲机会,他用行动诠释了这种精神。”

    攀登者

    2019年国庆档,由新中国初代登山者事迹改编而来的电影《攀登者》被搬上银幕。

    票房证明,一甲子后,那段传奇的故事,至今仍旧令人着迷。

    资料图:1975年5月27日,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登顶珠峰。版权归中国登山协会所有,未经书面允许不得转载

    资料图:1975年5月27日,中国登山队9名队员登顶珠峰。版权归中国登山协会所有,未经书面允许不得转载

    只是再提起珠穆朗玛,人们会想到那是世界的制高点,但似乎已不再有当年那种一经提及便与之俱来的畏惧感,不再是“被宣传的特别可怕”的高山。

    一代代勇敢的中国攀登者,撕去了人类对珠峰的恐惧。

    2012年,董范带领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,这也是世界上首次完全由大学生组成的队伍实现登顶。

    “现在登山运动已经逐步群众化、大众化。登山已经从一种事业,转型成一大产业。这种趋势让半专业的运动员乃至普通人都有机会去接触高山。这与经济、科技的发展分不开,”董范这样告诉记者。在他看来,“一切的序幕,都始于1960年的那次登顶”。

    何鹏飞也认为,正是由1960年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、刘连满等人的登顶开始,中国登山人一次次的冲锋,让世人对珠峰少了一丝畏惧、多了一分向往。

    这是中国登山事业和登山产业迅速发展的60年,也是中国体育从专业化到大众化铺陈开来的60年。而这一切,包括一批又一批攀登者的涌现,正始于多年以前,像王富洲一样的攀登者。

   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,王毅随手拿起了一本父亲的生平:“王富洲同志的一生攀冰卧雪,挑战崇山峻岭,接受大自然各种危险的考验,……以王富洲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登山家所创造的登山精神,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,已成为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不畏艰险,顽强拼搏的动力源泉。”

    哪怕再过无数个60年,这段历史也不会被忘却――1960年的5月25日,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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